新加坡目前人口500万，其中中国劳工大约50万人，主要分布在建筑、餐饮、家政等行业。
位于新加坡西南角的大士南地区，是一片荒芜的沙石地。就在这块填海而成的“新大陆”上，千名中国人成了第一批踏足的人群。
自从中交三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以总投资21亿元承接了被誉为“亚洲最大最梦幻船厂”的大士南裕廊船厂一期项目，在千帆竞发的马六甲海峡边，就留下了1000多名中国人勤劳、自信的身姿。
工程师的故事
上海男人创造“中国速度”
从大士南地区出发，到新加坡市区仅10公里，到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圣淘沙仅20公里。但是，到新加坡已有两年的上海工程师陈志松，至今没有好好去逛过旅游景点，他埋头于自己的工作，研究着最合理的工程秩序，过着属于自己的“蜗居”生活。
总调配工作更像数学老师
陈志松今年53岁，上海男人，在公司里属于“老有腔调”的人。因为他一个人掌管着现场40万立方米混凝土的总调配。这个工作量，在国内需要4个人做，陈志松一个人承担下来，让新加坡监理对这位来自上海的中国工程师双挑大拇指。
在中交三航局呆了32年，从最早的钢筋工，做到钢筋技师，陈志松是三航局一手培养的人才。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船坞南通船坞的建设，还有外高桥船坞、长兴岛船坞、江都船坞等。
2010年5月，陈志松来到新加坡裕廊船厂，起先做现场打桩调配和二号凸堤码头总负责。当混凝土工程跟进后，混凝土、泵车的需求量增大，于是项目经理印永兴找到老陈，让他做了总调配。
“调配”前面加了一个“总”，工作量就几何倍增长。
中国工地上，混凝土公司和泵车租赁公司通常由一家公司统包，但在新加坡工地上，往往是好几家公司同时协作。以裕廊船厂为例，现场共有三家土建公司、三家混凝土公司、三家泵车租赁公司，公司越多，“总调配”陈志松的工作量越大，他要把不同的工人结合起来，做好协调工作，才能保证混凝土浇筑完成。
于是老陈常常觉得自己不是工程师，而是高中数学老师。
他每天都在土建公司、混凝土公司和泵车租赁公司之间做着没完没了的排列组合题。加上现场施工所用的混凝土分为无收缩、抗腐蚀和打地基三种，互相不能搞错，因此伴随着技术参数和量化指标的调配，老陈每天又像是在做一道数理化的综合题。
准确“发令”从未出差错
老陈最怕出错，因为混凝土浇筑不同于一般的工种，一旦发生错误就无法返工，属于重大责任事故；老陈又怕太慢，因为公司和新加坡业主签了合同，每晚一天交工，延误罚款就是25万新币。
怎么办？
老陈调整了自己的工作节奏，上午整理资料，给当天施工的10几个点准备案头调配，下午雪片一样“发令牌”，每道“令牌”上都写明了“公司名称、混凝土品种、浇筑部位、混凝土方量”，令行禁止，不容有失。面对自己创下的一天18个点同时浇筑3500立方米混凝土的纪录，陈志松让职工们想到了“稳坐中军帐”的诸葛亮。
陈志松说：“其实并没有那么神奇，只是我把所有的参数、型号、公司全部铭记于心，以高度的责任感用心去完成。”
“老陈说的都是官话。”项目经理印永兴听后坐不住了，他从位置上站起来，故作嗔怒地用手遥指着陈志松说：“老陈是典型的上海男人，上海男人都要面子，工作做不好，多么"坍招式"，所以你给他再难的活，他也一定能做好。”说完，两人哈哈大笑。
裕廊船厂混凝土工程推进至今，没有出过一次差错，混凝土的损耗量不超过2%。对于见惯了国际大公司优秀建设人才的新加坡监理来说，遇到陈志松这样创造了“中国速度”的上海工程师，依然由衷地发出了赞许。
农民工的故事
出国打工能让全家人骄傲
一个边长为2公里的正方形里，包含了4个大船坞、4个顺岸码头、3个突堤码头、2个驳岸码头，这就是裕廊船厂一期工程的基本面貌。在最先建造的一号船坞里，10多米高的闸门立柱已经被横竖交织的钢筋勾勒出了轮廓，远远望去，仿佛一颗巨大的仙人掌。
“元老级”钢筋工孙长林 在外11年只想回家盖房子
就像在恒温箱里一样，白天的新加坡气温始终恒定在32至33℃，空气潮湿而黏稠。靠近海边，海风卷着腥味在船厂里游走，时不时地带走工人身上阵阵汗味。
49岁的孙长林正在无数钢筋中爬上爬下，钻进转出，他手里拿着一把钢筋勾，以每两秒钟扎好一根钢筋的速度在赶工。因为钢筋太多，他的身体始终很难站直，常常要摆出杂技演员的造型把手伸到最深处去扎，但无论他的姿势多么复杂，每次都能保证衣服、皮肉不被钩破地全身而退。
孙长林来自江苏盐城，2000年跟随中交三航局二公司来到新加坡，属于“元老级”。他手下钢筋工有十多人，分散在立柱不同区域，他是这支队伍的技术参数和精神领袖。
钢筋越扎越多，越来越密，站在立柱内部，工人们感觉自己给自己作了一个茧，原本用来解暑的海风也几乎渗透不进来了。“新加坡的天气太热了，不像国内有一年四季，这对我们身体最大的考验。”孙长林说道。
在新加坡呆了11年，做了11年钢筋工，跟随二公司承接了新加坡一个又一个大项目，孙长林拥有绝大多数来新加坡打工的中国劳工质朴而现实的梦想：多赚钱，回家盖房子。
连云港“新兵”于宗磊 第一次出国乡亲人人相送
在裕廊船厂，每个工人的收入在每月6000至8000元人民币，这比在国内要多。所以，许多人抛下妻儿，不远万里奔袭到亚欧大陆的最南端。
来自连云港赣榆县大河洼村23岁小伙子于宗磊就是抛下妻儿奔赴新加坡的一员，也是队伍里的“新兵蛋子”。
于宗磊于5月17日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迈出国门，他形容自己离开家乡的场景：乡亲们人人相送，好像自己考上了大学。
然而，新加坡的打工生活着实让于宗磊适应了好几个月。
“起先是工程质量要求不同。”于宗磊说，“和国内工程相比，新加坡的工程监理每天都在工地上监管，哪里有问题，立马会提出来。而国内的监理一般在工程结束后才会来看。于宗磊的钢筋常常会因为一点点小偏差就被自己的师傅孙长林和新加坡监理指出，再返工。”
说话间，豆大的雨点毫无征兆地落下。于宗磊和记者找了一个棚屋，继续话题，“等工作方式适应了，我又开始想家了。儿子才两岁，本想出来多赚些钱养孩子，但是老婆说2013年工程结束时，孩子可能就不认识爸爸了。”说到这里，于宗磊的情绪瞬间低落。
过了一会，他转过身，对着马六甲海峡上的油轮轻声喟叹了一句：能出国打工，毕竟还是让家里人骄傲的。
在新加坡建筑行业，“一个中国劳工可以抵得上3个印巴劳工”是行业里的共识，理由是：中国人干活既肯动手又肯动脑子。1000个肯动手肯动脑的中国人在中交三航局二公司的带领下，已在新加坡当地形成了一块中国品牌。
“80后”的故事
走向海外的“年轻力量”在这里成长
在“走向海外”的发展蓝图里，中交三航局二公司一批“80后”年轻人开始在大浪淘沙中崭露头角。这是一群更能适应当地文化、更能与当地人沟通、更能吃苦、更有自信、更有冲劲的青年。他们是企业发展的未来，他们代表了中国建设事业的新希望。
能吃苦的陆必京 身兼四职日晒雨淋不离岗位
凌晨3点，瓢泼大雨。
一号船坞正在连夜完成混凝土浇筑工程，这是一项一气呵成的工程，中间断一下，就前功尽弃。
大雨中，一个年轻人的身躯如雕塑般扎在沙地里，雨水打在肩膀上溅起的水花在探照灯下急速弹射，形成了围绕着全身的美丽光晕。
年轻人叫陆必京，今年26岁，中交三航局二公司大士南船厂项目的现场施工员。浇筑工程一刻不停，他就一步也不离开。经历了白天的灼烤，陆必京已感力不从心，凌晨的这场大雨，更是让他筋疲力尽。
“80后”有时真像是“铁人”的代名词。
每天早晨7点前，陆必京已经把当天的任务在案头上梳理完毕，然后捧着笔记本，走到现场协调工作，一忙就要忙要中午吃饭。晚上忙到深夜后，还要把当天的工作总结好，做好记录，一般都要工作到深夜11点。
白天在工地上，10多家单位的人员协调，与老外的沟通，哪怕小到一捆钢筋应该放在哪儿，陆必京都要负责。他的管辖范围包括2个船坞、2个坞口、围堰、水泵房共计1.5平方公里，这个范围内的所有环节，都由他一人负责。
他既是施工员，又是现场安全监管员，现场伤病急救员，信息报送通讯员，一个人担任4个岗位。“如果回到国内，以我现在的工作量，都可以担任一名项目副经理了。”
在项目部，40个管理人员中，像陆必京这样的80后年轻骨干已经达到了15人。
善沟通的衣旭东 “吃螃蟹”要按规矩办事
2009年11月，刚满29岁的衣旭东抵达大士南后，成了裕廊船厂项目唯一一位“80后”副经理。尽管他在国内已经独当一面地完成过大项目，但是刚到新加坡后，一道难题即放在他面前：工地缺水。
这么大的一个项目，地方政府的配套供水怎么会不到位？这在国内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在新加坡却实实在在发生了。
原来，由于工地的污水处理系统没有获得地方政府的审批，因此根据新加坡法律，供水也不予提供。于是，以衣旭东为首的工作小组开始了与新加坡政府反复申请、沟通、协商的过程。
“新加坡政府讲究以电子邮件方式作为沟通平台，我们刚开始不习惯。新加坡政府办事讲究流程，一个流程可能走几个星期，我们也不习惯，要知道，在国内，这样的项目可以走许多"绿色通道"。”衣旭东说，在和当地政府沟通了一个月后，工地上的水才接通。
这件事让衣旭东明白了一个道理，在新加坡，最快的办事方式就是“按规矩办事”，越规矩，越快。
于是，在之后与当地移民、消防、公安、海洋、环境、水利、交通、电信、建设等部门的交涉中，衣旭东成了“新加坡通”，很快适应了当地的办事方式，为工程的及时开工奠定了基础。
“我常常把裕廊船厂比喻成"螃蟹"。”衣旭东在采访结束时给记者打了个比喻，“我们就是走出国门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们就是要被螃蟹夹几下，不被它夹，我怎么能吃掉它呢？”
有自信的龚先锋 把好安全关“不怕坐牢”
目前，中交三航局二公司在新加坡的工地除了裕廊船厂外，还有位于新加坡北部的三巴旺船厂码头延伸工程。这个工程至今年底即将竣工，总投资1.1亿元人民币，项目部12名管理人员平均年龄只有28岁。因此，这个项目又被公司称为“海外青训营”，为公司培养了一大批80后的管理人才。
1986年出身的龚先锋是三巴旺船厂的安全监工，每天早晨施工前，龚先锋要在安全书上签字，确认工地安全了才能开工。但是，按照新加坡严格的法律，如果工地现场发生安全事故，情节严重的，龚先锋要“坐牢”。
前三个月，龚先锋不敢签字，就是签，手也抖个不停。他找到项目经理马开方，马经理首先培养他业务能力，提升他对安全隐患的判断水平，随后培养他的自信。如今，龚先锋已经能很有自信地在安全责任书上签字了。
在新加坡裕廊船厂和三巴旺船厂两个工地上，龚先锋和许多80后的年轻人一样，已经展现出独当一面的实力。在“走向海外”的发展战略面前，80后的年轻人冲劲更足，适应性更强，他们是企业发展的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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