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造船的。”挪威船级社（DNV）副总裁毕浩然经常要向不了解这个行业的人这样解释，这个超过一米九的北欧人说话声音并不大，一年前开始担任DNV业务促进部首席营运官和DNV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DNV气候变化服务部主席，他也很在意这个身份，“气候变化关系着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需要我们来做的工作”。

　　DNV是一个成立于1864年的基金会，它并不接受外来的资助和捐赠，其开销所需的资金都源自营业所得。成立之初，DNV的业务是对挪威籍商船的技术状况进行检查和评估，而现在，DNV能够为客户提供全面的风险管理和各类评估认证服务。

　　毕浩然在担任首席营运官前，曾任职DNV大中国区总经理4年。其在DNV职业生涯则始于1991年，先后在DNV海事部各技术与管理部门担任要职，现在，他的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有很大的空间。”毕浩然信心满满。事实上，作为世界领先的风险管理及可持续发展服务机构，挪威船级社新设立的战略部门——DNV可持续发展中心今年在北京正式投入运营，这也是其在全球设立的唯一可持续发展中心，旨在进一步彰显DNV对中国的长期承诺以及继续支持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决心。

　　“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肯定，中国为可持续发展作出的努力将成就更强大的国有企业以及更和谐的经济和社会进步。”在毕浩然看来，中国政府启动的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既可以确保经济增长，也为国内国际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政府正着力确保这一揽子的刺激方案中所有项目都能减小商业风险和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而优化的投资决策及实施能提高项目的经济、社会和环保效应。”

　　毕浩然并不否认，在中国，“一些企业很喜欢做可持续发展报告，而且只是表面功夫”，但他却一再强调，中国的企业发展很快，也意识到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而且诸如节能减排等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其实对企业来说也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有效途径，因此企业还是有动力来做这件事情的。

　　毕浩然更喜欢用挪威船级社的实际行动来解释可持续发展对企业的重要性。

　　作为一家服务型机构，商务旅行过程中排放出的二氧化碳被认为是DNV日常运营中最大的气候变化影响因素。究竟一年时间里，DNV的商务旅行会产生多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为了解答这一疑问，DNV航空飞行碳足迹追踪系统于2009年正式上线。这一网络追踪系统由上海的DNV软件工程师和挪威的平面设计师一同研发。注册者只需要输入其航空飞行的起点和终点，该系统就会自动将飞行的距离转化为二氧化碳排放量。

　　“必要的商务旅行在工作中是不可避免的，推行这一系统的目的并不是阻止大家旅行。”DNV首席执行官麦恒力评价说，“我们需要更多地意识到航空旅行的碳足迹。所有注册排放量的总计将成为2009年的排放基线，作为我们未来减排的基准。”

　　截至2009年7月24日，DNV大中国区共有443名员工登记注册了这一系统，占员工总数的49％。统计显示，共有3816次商务旅行和4343次飞行起降，总计产生 791814千克CO2，约合1787千克／人。

　　今年6月中旬，DNV又在内部开展了名为“是，我们可以——以网络会议减少碳足迹”的项目，衡量使用网络会议取代商务飞行所产生的环保积极影响。

　　毕浩然本人就在对亚洲和澳大利亚区进行业务回顾会议时，采用了多方网络会议的方式取代商务飞行，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认为，其实自己的最大价值在于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传递给每一位员工以及每一个客户。